最初接触雕塑是在20世纪80年代，那个年代与当下相比，思想闭塞，却又对仅有的精神思考饱含一份憨傻般的执着。那个年代的雕塑多半叙事宏大，艺术家并不完全为自己创作，而是为伟大而前所未有的时代和精神高度一致的集体话语而创作。这种创作基本已经形成一套四海皆准的完整创作体系和形式表象。毫不例外，我也正是这一代震人心魄的雕塑形式感洪流中的一个，是洪流中小小的涓滴，小小的缩影。

正值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，处于研究雕塑“表现形式美感”的交叉路口，这种探索便成为了我那个时期创作的主要思考线索。当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雕塑被一批中国艺术家引入国内，在相对闭塞的年代里，使国内的艺术创作者近距离接触原作成为可能。这种站在雕塑面前，体量的震撼、质感的震撼、技巧的震撼都是此生难以替代，无可比拟的。那批作品以肖像为主，古典主义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，正如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所说“高贵的单纯，静穆的伟大”。那时我们目之所及的城市现代雕塑，以抽象、结构和解构为手段的雕塑作品简直寥寥无几。在我最初学习的过程中，直观地感受到更为吸引我的便是后者，它更有张力，摆脱了固有对应的表达指向，走向更为自由的自我表达，更加先锋与前卫。

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，我试图将西方古典雕塑和当时主流的现代雕塑进行巧妙结合，打破古典的规则束缚，将对前卫的思考探究与当下杂糅的社会矛盾融入其中，使其在当下的语境中更有所指。当时阅读了有关形式主义的理论文章，如孙锡麟先生的《论形调》《转折 - 形体的本质》、章永浩先生的《雕塑语言的探索》等，有针对性的想在价值观念、艺术语言、造型规律、材料表达、创作方式等方面极力探究并作出创新。我不想被艺术传统时间轴里的定义束缚，在我的艺术国度中，艺术不分传统或现代，艺术正如黑格尔所言“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”，而雕塑也是如此。

在2000年后，随着步履在祖国疆域里的延伸，我开始对本土环境进行反思，并在艺术创作上进行本土化的实验，这似乎也正是一个时代的特征。最初学习雕塑就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，这是雕塑这门外来学科的原生环境决定的。然而艺术是人们思想的外化，外化的根基并非形式感本身，而是来源于本土环境给创作者带来的思考实践和感性刺激。

反观中国传统文化，博大精深，不止一次对我的心灵产生巨大的震撼。这种震撼并非仅仅来自于民族范畴、国际范畴的自豪感。而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来自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哲思、智慧与力量。自此我便为自己未来的创作方向找到了思想基础，这是让我心安的一个开始。我多次前往西藏、内蒙、甘肃等地，从感性走到理性，从表象走到心灵。在风格、语言上进行了多次尝试，对本土表达的探究从形式走到了精神。